这些年被我们败坏的词语

李镇西:“小姐”已不再是一种优雅的代表,“菊花”也不再是一种高洁的象征——这些年被我们败坏的词语

原创: 李镇西 镇西茶馆

  昨天,《“他人笑我太淫荡,我笑他人不开放”》一文推出后,反响强烈。其实,这是我几年前写的文章,到现在还有现实意义,只能说明某种悲哀。今天,我继续发一篇相同主题的旧文,这篇文章是我2013年6月写的。

  (刚才我在“百度照片”搜“小姐”,出来的竟然是如此照片!)

  近几十年,改革改变了许多东西。一些美好词语的败坏是其中最触目惊心的“改变”。

  请允许我信手说几例——

  “小姐”:这原本是过去有钱人家仆人对主人女儿的称呼,或者对年轻女子的称呼。这个称呼意味着一种举止优雅的教养,一种知书达理的修养,一种由内而外的美丽(注意,是“美丽”,而不只是“漂亮”)。当然,1949年后因为“阶级论”的原因,“小姐”一词曾经长期在生活中消失,而只存在于旧小说或电影戏剧中。“文革”中,“小姐”一词往往和“养尊处优”“娇滴滴”“寄生虫”相联系。但随着新时期的拨乱反正,小姐这个词又回到了我们的生活,只是它再也不是有钱人家仆人对主人女儿的称呼了,而只是人们年轻女子的称呼,其本来的涵义——“教养”和“修养”得以恢复。然而好景不长,仅仅过了几年,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在沿海一带可能还更早),这个优雅的词竟成了“风尘女子”的代称。在比较开放的东部和南方,你如果不小心随便叫哪位年轻女子为“小姐”,保不准该小姐会以为你在侮辱她,因而遭来一顿臭骂。

  “理想”:这个词的高贵与神圣不言而喻。尽管文革中,这个词被赋予云端空想的内涵,它的前缀词往往必定是“共产主义”,但我认为“理想”本身是人之为“人”的精神特质之一,正是理想把我们与猪猡区别开来了。也许是“理想”这个词曾经被“伪圣化”,作为对它的反动,便是“理想”一词一落千丈的贬值,乃至被奚落。现在,如果我们周围有人说他“有理想”,人们多半会一愣:“这人有病,而且病得不轻!”因此,如今这个词几乎只存在于中小学生的作文中。而在生活中,“理想”一词差不多和“矫情”“假大空”同义,人们唯恐避之不及。如果非要表达“理想”的意思,那宁肯说“梦想”。比如“中国梦”。

  “家教”:这个词的原意是家长对孩子进行关于道德、礼仪的教育,是“家庭教育”的简称。而这里的“家庭教育”当然特指做人的教育,让孩子有教养讲文明懂礼仪,并不必然包括智力开发和知识传授——以前,一个乡村农人家的孩子可能会很有家教,因为其父母虽然并不识字,却很会教孩子做人,比如善良,比如勤劳。写到这里,我想到的是曾先后担任北京大学副校长和中国农业大学校长的著名科学家陈章良,他自述父母都是文盲,却教会了他善良与勤劳。我小时候,“没家教”或“少家教”是很厉害的骂人话。如果谁被骂“缺家教”,被骂者多半会跳起来反骂:“你才缺家教!”因为这样骂人,已经不仅仅是骂对方,而且还包含着骂对方的父母。可是如果现在问问年轻人:“什么叫家教?”对方多半会说:“就是家庭教师啊!”的确,现在满大街所贴的小广告中的“家教”,都指的是请去给家里给孩子补习数学英语之类功课的“家庭教师”,这样的“教师”显然多半不是去给人家的孩子讲道德和礼仪的。我刚刚比较翻阅了1979年版本的《现代汉语词典》和2005年版本的《现代汉语词典》。前者对“家教”的词义解释只有一种,就是“家长对子女的教育”,而后者除了保持第一个含义之外,还增加第二个含义:“家庭教师的简称”。但这两种含义的并存也只是在词典中,生活中的“家教”显然只有“家庭教师”的含义了。当然,严格意义上说,“家教”一词还不能说是“被败坏”,但从“家教”含义的演变——实际上是窄化,我们看到了人们对教育理解的日益偏狭和功利。从这个意义上说,被败坏的显然不是词语,而是教育。

  “大师”:又是一个曾经多么圣神的称呼!在我小时候,这个词是和“鲁迅”、“贝多芬”、“毕加索”、“梅兰芳”等人联系在一起的。但现在,“大师”因满天飞舞而大大贬值,因自吹自擂而成了讽刺,甚至也成了骂人的话。曾经有人开玩笑叫我“大师”,我却一本正经厉声说:“请别给我开这种玩笑!你才是大师!”当然,也有人乐于接受这个称呼,据说余秋雨在接受“大师”这个称呼时说:“我想,比‘大’字等级更高的是‘老’字,一个人先成‘大人’才能成为‘老人’,那么,既然我已经做了大半辈子的‘老师’,那就后退一步叫叫‘大师’也可以吧。”他还说:“这个年头连街头算命的都呼为大师,因此没必要对‘大师’这个有泛滥倾向的头衔如此敏感。”但是,现在“大师”一词已经被败坏,而不再有原来沉甸甸的文化分量和人品厚重,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诗人”:曾经是激情、幻想、浪漫、唯美、才情……的代称。实话实说,少年的我最崇拜的就是诗人——古代的李白、杜甫,还有当代的贺敬之、李瑛、徐刚(对不起,那时是“文革”后期的七十年代,当时的文坛正活跃着这几位诗人)。读大学时,我所崇拜的北岛、舒婷、顾城等诗人,可以说也是一代年轻人的偶像。他们是那个时代精神的象征。但现在,我们这个时代早已没有了诗意,我们个人也早已没有了诗情,一切都物质化,诗人自然成了“无病呻吟”的代名词,成了“精神病”的另一个说法。“你才是诗人!你全家都是诗人!你祖祖辈辈都是诗人!”也就成了最恶毒的骂人的话。

  “专家”:学识渊博,具有权威性和公信力,这本来是“专家”的意义。可是,现在它已经被写作“砖家”。“砖头”显然没有什么含金量的。这个词的被败坏更多是由于专家本身貌似客观权威实则胡说八道的表演。我现在只要一听收音机里的“专家评论”,就忍不住发笑——什么都是“要理性对待”,什么都是“不要盲目跟风”,这还要你说啊!更可怕的还不是这些废话和套话,还有些所谓“专家”信口开河的评论与预测,最后都成笑话。比如央视几位“著名的军事评论员”。所以,前不久网上流传一个段子,说地震的前兆有三,一是水位上涨,二是动物异常,三是专家辟谣。

  “教授”:该称呼被败坏的原因和专家类似。以前一提起“教授”,我就会无条件地想到“学问”“教养”“彬彬有礼”“德高望重”等词。三十多年前,我读大学时所接触的教授们正是如此。但现在,如果有陌生人给我递上印有“教授”的名片,我心里真不敢轻易尊敬他,因为我不知道他这教授是怎么得来的。我知道现在高校的论文抄袭、职称造价、学术腐败已经令人目瞪口呆。当然,“不能以偏概全”的道理我也懂,也有很多博学而正直的教授,可我现在对不认识的“教授”的确很难轻易尊重。何况,现在一些“教授”少有书卷气,而多有烟酒气和铜臭气。顺便说一下,在外讲学,常常有人介绍我为“教授”,甚至也有人称我“教授”,我总是说:“我不是教授,我是中学教师。”我明白对方的好意,他们认为叫我“教授”比称我“老师”更显得尊敬我。但在我看来,一个洁净的“中学教师”远比一个肮脏的“大学教授”更高贵。

  “公知”:即“公共知识分子”,这也曾经是一个在我看来可以用“伟大”做定语的称呼。因为“公共知识分子”,用康德的话来说,是在一切公共领域运用理性的人。(不是原话,但大意不会差)被称作俄国第一个知识分子的拉吉舍夫有一句名言:“我的心中充满人类的苦难。”因此,公共知识分子超越个人利益而心怀天下,他们是为世界意义而战斗的真正的理想主义者,而不是特定现实政治经济利益的代表。公共知识分子最杰出的的代表就是爱因斯坦——这就是我说“公共知识分子”可以用“伟大”作定语的原因。爱因斯坦赢得了人类广泛的尊敬并不是因为他的物理学更不是因为他的“相对论”——其实懂“相对论”的人很少很少,而是因为他热爱和平的反战立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和其他知名度较高的科学家起草了反战宣言;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他致信罗斯福,要求禁用原子武器。所以,公共知识分子应该是一个社会的良心。但现在,“公知”一词也成了一个充满讽刺的称谓。这固然有个别知识分子的言行玷污了这个称号的原因,但这个短语的被败坏,我认为主要还是因为某些极“左”分子刻意丑化抹黑的结果。

  “老军医”:过去一说“老军医”,我们都会想到医术高明,和一些绝招和真正的祖传秘方之类。但可能因为号称“老军医”的冒牌者太多了,现在,一提起“老军医”,人们就会想到“江湖骗子”,久而久之,这两个词已经合而为一。

  “干爹”:这是一个本来散发着一层浓浓人情味的词,体现着一种慈爱的温度,可现在,由于很多腐败很多绯闻都和“干爹”相联系,“干爹”它的含义已经很暧昧很暧昧,甚至——很龌龊!

  “菊花”:本来就指一种花,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菊花被赋予特定的精神品格——高洁、长寿、隐逸,君子之风,等等。关于菊花的古典诗句传流千年,不胜枚举,我这里就不赘述了。我想说的是,这个词现在也被严重地败坏了。尤其是在网络——其实还不仅仅是在网络,它成了人身体上某个隐秘部位的代称。由此还衍生出一个很恶心的词:“舔菊”。

  不多说了……

  不,还不得不说一个词:“校长”。就在我写这篇随笔的时候,“校长”一词也因“开房”而开始沉沦了。身为一名中学校长,我真是无语。我为校长队伍中的某些败类而羞愧。

  如果仔细罗列,这些年来被败坏的词语还可以写出很多很多。好了,暂且打住吧。

  不过有一个词“同志”,我犹豫再三,还是列出来说说。这曾经是一个非常庄严的称谓,其含义就是“志同道合”。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同志”是我们社会最广泛的称呼。直到现在,因为从小养成的语言习惯,每逢我在大街上问路,都还忍不住问:“同志,请问……”而且“文革”中,普通老百姓常常通过报上某人是否还被称为“同志”来判断这人是不是“死定了”。比如当“刘少奇”后面不再有“同志”后缀而是直呼其名时,我们都认为刘少奇这家伙算是完蛋了。当然,“同志”称谓的泛化的确也有问题——那么多的人,我凭什么知道对方是不是我的“志同道合”者?因此,改革开放后,这一称呼的指向逐步缩小范围,我觉得是应该的。但是现在,这一称呼至少在民间几乎已经只剩下“同性恋”的含义了。唯有在中共中央的文件——比如十八大报告——里还保留其本来的庄严含义。当然,在同性恋群体中,“同志”是一个最尊敬的称呼,同性恋者理应受到社会的理解与尊重,也有权利继续用这个词。这也许是“同志”一词含义的增加,或者属于“一词多义”,谈不上是“败坏”。只是我有时候在表达“志同道合”意思的时候用“同志”,已不像过去那么理直气壮,生怕引起别人误解,所以总有些心虚。

  词义的演变,其实是社会的演变,更是人心的演变。与一些词语被败坏相反,近年来也有一些词语在“升值”,有的“由贬为褒”,比如“老板”一词,在1949年后的相当一段时期里是贬义,意味着“剥削”“精明”“奸诈”“心狠手辣”“不劳而获”等等。这当然是在极“左”时代的一种不全面而且过于丑化的一种理解。但改革开放以来,这个词突然吃香了,成了一种尊称。甚至突破商界而蔓延到其他领域,比如,有的单位的领导就被成为“老板”,被称者大多乐于接受。还有的博导,也被其学生称作“老板”。这也是商业气息肆意弥漫的结果吧!

  还有的词“由暗而明”,就是过去不能明说,最多私下朋友间在口语里面说说的词,现在也堂而皇之地登上公共平台。比如“屌丝”和“牛逼”(包括“傻逼”),本来——恕我不得不明说了——指的是男性生殖器及阴毛,和女性生殖器,但现在无论男女,都喜欢大大方方地自称“屌丝”,或理直气壮地说“牛逼”。包括电视台的主持人,我不止一次看到电视里主持人毫无羞赧地谈“屌丝”说“牛逼”。我真是开了“耳界”了。

  现在人们最热衷于谈的是“文化”,喜欢说中华文化是如何灿烂而优雅。可是我从一些词语的败坏中,我看不到中华文化有半点“灿烂优雅”之处。

  我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2013年6月2日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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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评:

其实我也关注过这个问题,从刚开始对“牛逼”、“傻逼”、“屌丝”之类的亚文化词语皱眉厌恶到现在使用流畅,这是我的改变,我在逐渐地接受这些词语。说到这儿想起鲁迅的论他妈的,他说了一下这句国骂的由来以及延伸。其实我个人在这场改变中的认识大致就是:这是一种文化的延伸,当然少不了向恶劣的一面拓展,其存在无可厚非。关键点在于接受与否,律己,就该坚持自己的立场,抵抗负面亚文化的入侵(关于disco土嗨)。另外,主流逐渐接受这种负面亚文化确实是一种悲哀。